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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学的海外传播及其意义

2017-05-10 17:01:28

　　南宋时期，朱熹在闽浙赣交界的武夷山地区展开文化学术的传承与创新活动，构成了著名的朱子学派，其影响遍及东南诸省。此时，朱熹的《4书集注》被钦定为科举的教科书和考试的标准答案，其学说遭到统治者的重视，上升为官方哲学，成为近古中华民族的精神气力和生活方式，影响中国社会600多年。

　　朱子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本身的认识成果的总结，是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也是东方文化的杰出代表。作为文化遗产，朱子学是超出时期、超出区域的。

　　朱子学与东亚文明

　　中国、韩国、日本3国为近邻，或山水相依，或隔海相望。这类地理环境和频繁的学术交换，构成了近古东亚朱子学。

　　公元13世纪初，朱子学开始传入韩国和日本，迈进了1个新的发展时期。就韩国而言，高丽和朝鲜时期的学者，以朱子理气论为基础，对心情哲学展开了深入细微的探讨。如韩国关于“4端7情”论辩，探讨的就是“4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与“7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之间的关系问题。论辩的时间逾越5百年之久，几近每位韩国朱子学者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这场著名的论辩。在“4端7情”论争中，韩国朱子学发展了朱子学中重实践性、人间伦理层面，强调提升伦理道德修养，通过改变人的气质而到达圣人境地。另外，韩国朱子学强调“气”的功能性和自主性，提倡“重实”思想，后来发展为实学。实学是韩国“性理学划时期的转换”，是1种“改新的儒学”，1种以经世致用为标志的新学风。其结果是使韩国朱子学向着近代的性情转换，成为后来韩国“开化思想”兴起的先导意识。

　　日本朱子学侧重发挥了朱熹的“格物穷理”思想，重视“即物思惟”。具有这类特性的日本朱子学，在日本近代化进程中发挥太重要作用。贝原益轩继承了朱熹“格物穷理”中的公道因素，将穷理精神与经验科学相结合，赋予朱子学“理”范畴以经验公道主义色采。新井白石把朱子学的格物致知之“穷理”与西方的科学技艺之“实理”相结合，提出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科学技术），精粗不遗，表里兼赅”的著名口号。在这1口号指点下，幕末维新志士要求德川幕府“开国”，积极提倡学习西方先进技艺，以促进日本的富强。所以，日本著名学者源了圆认为，日本朱子学重视“即物思惟”，从经验价值动身，围绕自然、科学等问题，寻求自然中的实理。由此构成了日本民族讲求实用的民族性和提倡实证科学的良好风气。

　　朱子学传播到韩国和日本以后，于16世纪后成为中、日、韩3国共同接受的思想文化，即东亚地区的主流文化，影响极其广泛而深入。从朱子学在日本、韩国的传播与影响来看，不管是日本还是韩国，对中国朱子学的引进与吸收，其实不是简单地将中国朱子学移植到本国，而是根据所在国的社会实际，与其传统文化相融会。

　　朱子学与东南亚社会价值观

　　在东南亚，由于各国文化、社会结构各不相同，致使对朱子学的接受，和朱子学产生的影响亦不相同。

　　越南与中国毗邻而居，同属汉文化圈，具有大致相同的文化结构。越南仿效近古中国以朱子学作为正统思想，重视制礼乐，创学校，振兴儒学。同时，还大量刊印《孝经》《小学》《4书大全》和《性理大全节要》等朱子学书籍，致力于儒学的普及和社会教化。这对越南民族道德自觉的提高和精神文明的进步，产生过积极作用。朱子学在越南传承发展600多年，影响深远，成为越南民众价值体系的核心。

　　近代，华人移民将朱子学传入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等东南亚国家。华人在海外发奋图强、安身立命之本就是包括朱子学在内的儒家文化，其精神源泉来自儒家的价值观和道德伦理思想。泰国华人领袖郑午楼博士说：“我们海外华人，在保持中华文化传统中占有重要地位。事实上，儒家思想早已通过历史塑造出华人独有的心态和生活方式……我们必须在投身于1个工商社会以求生存发展的同时，努力保持并发扬华人的道德理性，实践东西文化共同冶于1炉的中庸之道。”通过华人的提倡，以朱子学为核心的价值观，得到东南亚社会的普遍认同。

　　在东南亚各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普遍发展的条件下，朱子学中的价值观、中庸之道等思想，不但没有妨碍社会经济的运行，反而演化成1种配合经济增长的有益的人文因素。可以预感，朱子学作为1种外来文化，将与东南亚各国社会的主流文化相互交换融会，传承发展下去。

　　朱子学与欧洲启蒙思潮

　　明末清初，朱子学主要由来华传教士介绍到欧洲。从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这100多年里，欧洲的罗明坚、利玛窦和龙华民等1大批传教士，将朱子《4书集注》和《性理大全》等著作译成西文。他们还根据各自对朱子学的理解，撰写了大量书信文章寄往欧洲。其价值就在于以西方语言首次论述朱子学的思想观念，为欧洲人了解朱子学和中国文化作出了贡献。

　　经过传教士近百年的传播，从17世纪末开始，欧洲构成了100多年的“中国文化热”。这时候期，欧洲的孟德斯鸠、伏尔泰和莱布尼茨等启蒙思想家，在深入接触和研究朱子学的进程中遭到了启蒙。如马勒伯朗士从“偶因论”的哲学观点动身，写下中西比较哲学史上的1篇名作——《1个基督教哲学家和1个中国哲学家的对话——论上帝的存在与本性》。这展现了朱子学与欧洲启蒙思想之间的互动。朱子学作为1种中国文化，因其有人类共同价值与进步因素，为启蒙运动所鉴戒吸收。

　　欧洲启蒙思想家对朱子学的阐释，也为近代欧洲哲学的首创提供了1定的思想资源。从近古中西哲学的发展来看，朱子学与康德、黑格尔的哲学建构有着类似的地方。如朱熹与康德哲学中的“天理”与“物自体”，“物理”与“伦理”“至善”概念的比较分析，朱熹本体论的构建与康德认识论的完成等，表明东西方两种不同哲学有着类似的思惟方式。可见，包括朱子学在内的中国文化对西方文明的塑造构成，发挥过1定的作用。

　　从朱子学在欧洲的传播与影响来看，东西文化的交换是个互动的进程，是全球范围内的交互关系。任何国家和民族要想改造、发展、超出自己的文化传统，就决不能把外来文化拒之门外。没有各国与各民族不同文明之间的互渗、互补，实现本国传统文化的更新与发展是不可能的。

　　朱子学与北美新儒家

　　从18世纪开始，欧洲耶稣会士们翻译和撰写的朱子学著作传入北美。这时候，美国出现了1批“东方学者”，成立了东方学会，展开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的东方学研究。哥伦比亚、哈佛、夏威夷等大学都设有朱子学博士课程，为朱子学研究培养人材。20世纪70年代后，1批中国港台地区的学者，如成中英、杜维明等赴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留在美国的大学任教。他们遭到西方文化知识的系统教育和西方哲学思惟训练，以较为熟练的西方现代哲学语言来阐明朱子学，其著作更容易为西方人所理解和接受。这1时期，美籍华人学者和美国本土学者共同展开朱子学研究，显现极其活跃的态势，美国也逐步成为西方研究朱子学的重镇。

　　20世纪80年代，美国新儒家学者翻译朱子原著，撰写朱子学研究论著，以儒家身心性命之学为终极关怀，展开儒学的复兴运动，对朱子学的阐发作出了努力。如狄百瑞通过对朱熹思想的诠释，认为朱子的哲学是1种非常出色的自由主义学说，并把宋明理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因素归纳为诸如“为己之学”“人本主义”“理性主义”等。成中英在朱熹超融思想的启示下，进1步提出了“以知识构架实现儒学的超融创新”的主张。他认为，儒学是1个延续发展的生命体，从先秦儒学发展到宋明理学再到新儒学，下1步的走向就是全球儒学。杜维明致力于现代新儒学的发展、文明对话及现代精神的反思，并提出儒学应在以朱熹为代表的第2期儒学（即宋明理学）的基础上，发展第3期儒学（即现代儒学）。

　　这些北美新儒家学者对朱子的研究，表现出与欧洲学者迥然不同的特点，其中最突出的是重视对朱子思想的研究，推动现代新儒学的发展。

　　朱子学的世界性意义

　　从朱子学在海外传播的时空性特点而言，朱子学是近古东亚文明的体现，并在西传进程中，对西方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因此，它具有“世界朱子学”的意义。

　　21世纪国际朱子学研究的特点，是在全球视阈下探讨朱子学的时期价值。许多学者从世界的大局来看朱子学在东方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并与西方现代思想进行比较，从中寻觅出东方文化中合适现代西方人的部份。朱子学在以后的发展中能否对世界作出贡献，主要取决于朱子学是不是能够首创1套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自觉的伦理。为此，我们要进1步把朱熹的思想、处世哲学和人生修养，普遍地介绍给现代人，有效提升现代人对本身生命价值的重估，建立起引导人生的价值指向。这将大大有益于中国文化走出去。

　　作者：张品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朱子学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负责人、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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