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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融专家到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的传奇人生

2017-01-24 15:42:11

　　2017年1月14日清晨，中国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享年112岁。周有光在文化界是个响铛铛的名字，单是“汉语拼音之父”的称号就足以使周有光先生为人广念。但是，比起我们所熟知的语言学成绩，周有光先生由经济学教授1变成为著名语言学家的角色切换可谓传奇。

　　经济学为右手语言学为右手

　　1955年10月，时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周有光受邀来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议结束后，文改会的领导对他说：“你不要回去了，留在文改会工作吧。”“我不行，我业余弄文字研究，是外行。”周说。“这是1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面对这样的盛情，本就对语言学有兴趣的周有光怀着1份朴素的热忱，“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1头扎进语言学研究领域。

　　作为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创制人之1，周有光提出口语化、音素化、拉丁化的基本原则，得到了语言学家们的认同。

　　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决议，同年，汉语拼音成为全国小学的必修课。周有光在北京大学等高校讲授汉字改革课程，其讲义《汉字改革概论》系统、全面地总结了3百余年汉语拼音字母的演进史和中国人自创拼音字母的历程。

　　1955年之前，周有光的身份是上海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经济学教授。再往前追溯，1923年，他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经济。语言学对他，是“右手累了，改用左手”的那只左手，“当我看书看得疲倦了的时候，改看语言学的书有重振精神的作用，好像右手累了，改用左手，可使右手休息似的。”

　　1946年，周有光被新华银行派往欧洲工作，在那里，他发现欧洲人对字母学很重视，因而买了许多字母学的书自学，“想不到隔了许多年后还有用途”。

　　读大学时，周有光就发表过关于文法的文章，他自称“那是很幼稚的”，而其后在关于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文章中，提出了1些改进意见，还介绍了世界各国的文字。“在当时看来，这些是新东西。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叫我到文改会来工作。”老人从书架取下1本薄薄的小册子，“新中国成立后，文字改革的争辩集中在是用民族情势的字母还是用罗马字母。我就根据我所了解的写了本小书，叫做《字母的故事》，想不到影响很大。中国历来没有人介绍字母学，我从历史角度论述这个问题，人家觉得很新奇。”

　　周有光曾苦口婆心地说：“我们失去了1个大众化的打字机时期。现在，来到了计算机时期。如果输入汉字必须经过记忆编码的特别训练，不能像外国字母那样方便，那末，中国计算机也只能由专业者使用，不能成为大众化的语词处理机。我们在失去1个大众化的打字机时期以后，不能再失去1个大众化的语词处理机时期。”北京大学教授苏培成如此评价周先生这类科学的预感性：“在今天，绝大多数人使用中文电脑时用的都是拼音转换法。感谢周先生给我们指明了中文输入的光明大道，使我们加快了进入中文信息处理时期的步伐。”

　　“可以说是拼音推行了手机，手机推行了拼音。之前很多人反对拼音，现在没有人反对了。随着国际来往大大增加，拼音变成文化来往的桥梁了，发挥了大的作用。”说到汉语拼音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周有光笑得合不拢嘴。

　　有人说，周有光的“半路出家”使中国多了1个语言学家，少了1个经济学家。而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如今既藏有经济学家周有光的著作，也藏有语言学家周有光的著作。两个半圆相接，构成的是1个完善的圆！

　　周总理点名的语言学新星

　　周老在自己的简历里专门写到他在江苏教育学院任教。江苏教育学院创办于1928年，是“国内历史最早而最悠久之民众教育专才培养与民众教育学术研究阐扬机关”，现代著名教育家高阳、俞庆棠、雷沛鸿、傅葆琛、孟宪承、钟敬文等曾在该校工作。该学院解放后改名苏南文理学院，后并入现苏州大学。

　　周有光是随着大学老师孟宪承去江苏教育学院的。他说，孟老师是个教育家，他们那批知识份子崇尚“教育救国”，实践丹麦教育家格隆维的“民众教育”。19世纪后叶丹麦被普鲁士入侵，丧失了好多国土，农村濒于破产，格隆维是个牧师，提倡教育权利同等，重视农民教育，希望由复兴农村而使民族强盛。经过几10年努力推行民众教育，国民恢复了民族自信，丹麦不但光复了国土，而且农业发达，1跃成为北欧富裕强大的国家。我们那时农村很落后，我们想通过教育使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我们认为当年农村的主要课题有3个：1要使农民经济宽裕；2要改进农具；3要提倡正当健康的文娱。就在那个时候，我对农民生活，对汉字改革，对扫除文盲，有了很多直接感受，那段经历对我解放后从事汉语拼音工作帮助很大。

　　1955年，周总理点名要周有光去北京从事汉语拼音工作。周老说：那要感谢陈望道先生。我解放前在银行工作，先在上海、重庆，后来到美国、英国。1949年我回国到上海，担负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有次见到陈望道，他是复旦大学校长，语言学家。他说我国56个民族，数10种方言，大多数人是文盲，很需要统1的适应现代化需要的文字语言。他说，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都很重要。在文化中，教育是大事；在教育中，文改是大事；在文改中，拼音是大事。他叫我把自己写的有关文字拉丁化方面的文章搜集整理出本书，我听从了他的建议，1952年出版了《中国拼音化文字研究》，后来周总理看到了这本书。结果我49岁半路出家，扔下经济学，开始了专门的语言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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